雪覆在记忆上，一如硝烟覆在少女的发梢。八一建军节那日，我踩着澄江抚仙湖的水声而来，湖面把天空举得老高，像要把整整九十八载的军魂一并托举到云端。风，从滇中高原的松针间穿过，带着松脂与火药混合的辛辣，一下一下，刮擦我的耳膜——那是四十年多前老山前线的回声，也是此刻老兵们胸腔里未熄的篝火。

太阳被湖波揉碎，金屑子般撒在我们这些白发苍苍的“老小孩”肩头。军歌一响，所有皱纹瞬间被拉平，仿佛有人用熨斗把岁月烫回了十八岁。我看见一排排勋章在胸口起伏，像被晚潮推上岸的贝壳，每一道纹路都刻着“活着”两个字。仪式结束时，礼炮把天空震出一圈又一圈透明的涟漪，我恍惚觉得，那是当年炮弹的轨迹，只是这一次，它们落进了和平的棉花里。

傍晚，我遁入昆明翠湖。荷叶把暮色撑成一把把绿伞，残阳从伞骨的缝隙间漏下，像一封被火漆重新封存的旧信。就在那棵歪脖子柳树下，我遇见了王燕——五十年零三个月十八天未见的小学同桌。她坐在石凳上，碎花衬衫被风掀起一角，露出锁骨处一道浅浅的月牙疤。那道疤，像一枚被岁月磨钝的勋章，却在瞬间割开了我所有矜持。

“礼祥，永祥，你们也老了。”她笑，眼角的纹路像滇池的浪，一层叠一层，却仍旧清澈。声音还是那样脆亮，仿佛只要她一开口，整个翠湖都会跟着回声。她说十六岁那年，书包里塞着毕业证，怀里揣着一张红得发烫的入伍通知书，跳上绿皮火车时，连回头都不敢。“我怕一回头，就看见我妈把眼泪吞进袖口。”

前线电台的坑道里，她把自己蜷成一只潮湿的蘑菇，耳机扣在脑袋上像两片巨大的贝壳。炮弹把黑夜撕成碎布，她却要在碎布里缝出一条声音的路。首长说：“小王，你是顺风耳，也是千里眼。”她就把这句话含在舌尖，像含一颗滚烫的糖，熬过了所有被雨水泡胀的黎明。有一次，线路被炸断，她爬出洞口，用牙咬住铜线两端，让电流穿过自己的身体——那一刻，她听见整个战场的呼吸，从她的齿缝间穿过，带着铁锈与硝烟的味道，却无比庄严。

“其实我也怕。”她低头，指尖摩挲着石桌上的一粒鸟粪，“怕得把指甲掐进掌心。可我更怕的是，万一我松手，战友就再也听不到‘后方有路’。”风把她的白发吹起来，像一簇不肯熄灭的火苗。我忽然明白，所谓英雄，不过是把恐惧嚼碎了，用血沫子糊住伤口，再笑着对明天说“我没事”。

我们沿着翠湖走，一圈又一圈，像要把五十年的空白都踩成脚印。柳枝垂下来，像无数只绿色的手，试图挽留最后一缕夕照。王燕说，她最想念的是当年猫耳洞里的一盏煤油灯，灯芯短得可怜，却能把二十个姑娘的脸照得通红。“我们轮流唱歌，唱《红梅赞》，唱《我的祖国》，唱到嗓子冒烟，就把歌词嚼碎了咽下去，像咽一口热雪。”

此刻，湖水把月光揉皱，铺成一条银色的栈道。我们三个老兵的影子叠在一起，像三块被岁月磨得发亮的勋章。王燕忽然立定，朝湖心敬了一个军礼——背还是直的，手还是稳的，只是袖口里露出的手腕，已瘦得像一截枯枝。我听见她轻声说：“报告祖国，王燕仍在。”声音轻得像一片落叶，却惊起了满湖的星光。

夜深了，我们坐在湖边长椅上，像三颗被风吹散的蒲公英终于落回同一片土壤。王燕从口袋里掏出半块压缩饼干，掰成三份，笑着说：“当年舍不得吃的，今天当月饼。”我们嚼着，嚼出了七十年代的高粱米味，嚼出了猫耳洞里的霉味，也嚼出了此刻桂花的甜味。远处，一颗流星划过，像一枚迟到的信号弹，把夜空烫出一个明亮的洞。

分别时，王燕拍拍我的肩：“永祥，下辈子咱们还做战友，还做同学，还做——不怕死的小孩。”我点头，喉咙里却像塞了一团浸了雨的棉花。她的背影被路灯拉得很长，像一条通往过去的隧道。风把她的白发吹散，像一面破碎的军旗，却依旧猎猎作响。

我站了很久，直到湖水把月亮重新拼好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懂了：所谓致敬，不是把英雄供在高处，而是把他们的故事，像种子一样埋进自己的骨血，让它们在每一次心跳里发芽，在每一次呼吸里开花。五十年，不过是风把湖心吹皱，又把皱纹吹成一声敬礼。而我们这些老兵，终将在岁月深处，把自己站成一排永不褪色的界碑——上面写着：
“这里曾有少女，以耳为眼，以血为线，把和平缝进山河。”

2025年8月7日清晨于长沙市岳麓山庄华裕阁

作者：陈永祥

编辑：何芳萍